于文豪：行政执法过错行为的构成

他们多数是隐沦自晦的，不浮现到政治舞台的上层去。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此虽可以堵绝情识而肆，虚玄而荡，然而亦太清苦矣，未至化境。

[14] 参见：杜保瑞，2009年6月，＜朱子谈本体工夫的项目与义涵＞，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社，《宋代新儒学的精神世界__以朱子学为中心》页87-111。[17] 参见：牟宗三着《从陆象山到刘蕺山》，页491。这样疏通三家工夫论的做法就是笔者最为支持的中国哲学研究的方法，然而，陆王蕺山之间可以如此，何程朱之不可？程朱之学，下学上达渐教之学，心学有显密之分，圣教有顿渐之别，讲工夫入手者都是顿教，讲次第进展者都是渐教，没有甚麽渐教之学与本体有隔而上不去的事情，否则蕺山改过说诸历程之次第升进也不能成圣教了。此即所谓猖狂者参之以情识，而一是皆良也。[15] 参见：牟宗三着《从陆象山到刘蕺山》，页489~490。

笔者以为，阳明确实是依《大学》讲一套孟子教法，免不了创造新解，但宗旨确是儒家的无误，然而，蕺山学亦是儒学，却一一修改阳明的原意，面对此局，牟先生的做法是，同意蕺山可以自创系统进行扭转，但批评蕺山对阳明所做的攻击，认为这些攻击是无谓的，一方面只是语意约定的转变，二方面则是归显於密的特质差异。牟先生的依据即是：刘蕺山於《易衍》书中讨论的性宗心宗问题。墨子兼爱取其慈俭之教。

在道与物之间，别有象之一级。（今本作睿）《洪范》言五行，其书当亦起战国晚世，殆亦受宋牼思想之影响。常人所不以为荣者，宋荣子转以为荣。公孙龙似不认有此别，故曰：坚白石可二不可三。

此证老子成书年代，必是正值尚贤思想浓厚之际。故范氏父子之所以谨慎自全者，则亦仅于至此而止，非可如后世游士之洁身引去也。

政治失轨，可以塔影响及于民事。此缘春秋贵族世袭，司城之职，不由贤进，亦不由不肖退。则凡所谓民间之为奇者，其固在春秋之世乎？抑将谓起于战国乎？当春秋时，贵族世袭之制犹未破坏，故曰：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老子果为王官与否，清儒汪中所辨，义据坚明，殆成定论。

纵横家得其欲歙固张，欲弱固强之意，兵家得其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之旨。此亦指天子诸侯卿大夫贵族阶级之本身内部相互间事，仍不指政事之下及于小民庶人者而言。然邓析固是郑之大夫，至战国时人而造为邓析之种种怪说者蜂起。至《易•坤》文言天玄而地黄，其语显出《老子》后。

抑且当惠施庄周时，辨者有言曰，轮不辗地，此即车行无辙也。惟《天运》列《庄子》外篇，并明见有汉人语。

道见于运行，非在运行之前先有道也。民之难治，以其智之多。

故曰：白马者，马与白也。故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故道者，乃综合此迁化之大体，而名言则就此迁化之大体而加之以分别。又庄周内篇与外杂诸篇时代有先后，亦为辨《老子》成书年代者连带必及之问题。此皆发明人情欲寡不欲多之义也。此亦可谓物莫非名，而名非名也。

兼爱论之发展，而有惠施公孙龙为名家，至其苦行自刻之精神，则传而为农家，如许行是也。然此两句是否连续上文，从来说者多有争辨。

盖老子又兼采公孙龙思想也。且即如弼说，以中训虚，固亦可谓老子之虚中，乃由庄周之环中来。

物不具存，则不足以备载矣。故自墨子以下，其所谓爱者，已绝非昔人之所谓爱。

人能明乎此，则苦行自刻，安之若性，而墨家兼爱之精神，推行不难矣。故庄子言道，乃远与孔孟儒家之言道不同。荀子又称：子宋子曰：明见侮之不辱，使人不斗。特提容字，即宋子语心之容也。

盖自名数之为用论之，愈分析，则愈见其异。考其先称圣人，特为多知通达之称。

器长者，即百官之长，即指政治上之最高统治者，是即圣人也。若谓《史记》称老聃，其人其事，未尽可信，《老子》书五千言，不必定出孔子前，则今《老子》书中之思想，明与庄周公孙龙宋牼诸家相涉，其书宜可出诸家后，乃有兼采各家以成书之嫌疑也。

此假于异物托于同体之变，在庄子谓之为物化。南郭处士请为王吹竽，宣王悦之，廪食以数百人。

而何有乎如《老子》书之所谓百姓之好智多欲好动而轻死乎？此乃王官之学，流散入民间，诸子兴起，百家竞鸣，乃始有此现象。而《庄子》内篇则又绝无此论也。今谓此物名牛，即有非牛一名，与为对偶。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

而苦行自刻，生勤死薄，其事又为人所难守，于是有宋牼起，而造为人心欲寡不欲多之新说。《老子》之所以教之，则曰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

余观《老子》书，其言人生涉世之道，大体从宋牼来。（《齐物论》）庄子谓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此即惠施万物一体之见解也。

至于庄子，则即以万物之迁化所谓万不同处者为道，故曰：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诡谲怪，道通为一。（二） 先秦显学，实惟儒墨两家，此韩非已言之。